徐飛：新型研究型大學不能為指標所役
- 發布時間：2025-06-12 09:33:31
- 來源：中國科學報
在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等職后，伴隨著不久前福建福耀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福耀科技大學）的領導層集體亮相，徐飛正式公布了自己的“下一站”——擔任這所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常務副校長。
在國內高等教育領域，徐飛算是一個響當當的“改革派”。特別是在擔任西南交通大學校長期間，他推行的“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譽為大學版的“小崗村實驗”，從制度上明確了權屬分配，成為全國的標志性事件。
如今，當“改革派”遇到新型研究型大學這一“新形態”，兩者之間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為此，《中國科學報》對他進行了專訪。
重視解決復雜系統問題的能力
《中國科學報》：結合過往的校企經歷，你所了解到的產業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是什么？
徐飛：產業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本質上是對“解決復雜系統問題能力”的渴求。從教育者視角看，需打破“專業圍墻”與“標準答案依賴”，在課程中植入更多“非結構化問題”；從產業端看，則要容忍創新過程中的“試錯成本”，為人才提供接觸真實問題的空間。同時，產業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集中體現在扎實硬核的專業知識、跨學科融合能力、敏銳的市場洞察力以及團隊協作與領導能力上。
在某制造業頭部企業擔任戰略顧問時，我曾目睹一場技術與市場的割裂危機——企業投入巨額資金研發的新產品，因研發團隊缺乏用戶思維，量產后面臨性能優越，但客戶不會用的尷尬。銷售團隊不懂技術參數，研發人員不了解客戶工藝流程，導致價值傳遞鏈條斷裂。這讓我意識到，創新型人才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打破知識壁壘的“跨界翻譯能力”，以及穿透“知識豎井”的復合型解題能力。
《中國科學報》：在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有何新作為？
徐飛：新型研究型大學通常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聚焦前沿領域，打破學科壁壘，構建跨學科培養體系。例如，福耀科技大學根據“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國際化”的辦學定位，設立了計算與人工智能、制造與未來技術、運載與智慧交通、新材料與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學科和專業。
課程設置上，新型研究型大學往往與產業界協同設計培養方案，融入實際項目，實行“科研+產業”雙導師制。
此外，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學還建立了“需求預測—供給調整—成果孵化”聯動機制，針對“卡脖子”領域定向設立專業。西湖大學就以重大科學問題為導向，依托智庫參與政策制定、鄉村振興等，深化產學研融合。
創新文化培育也是重點。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鼓勵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創業精神，并為其提供培訓、實踐基地和孵化平臺，提升學生就業與創業競爭力。通過這些舉措，新型研究型大學精準對接產業需求，推動人才與科技協同發展。
新型研究型大學如何才算成功
《中國科學報》：你曾多次在國外訪學和出國考察，對新型研究型大學有哪些觀察與思考？
徐飛：在國外訪學與考察過程中，我發現，從課程體系與培養模式看，國外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強調跨學科整合與實踐導向。比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聚焦前沿科學與工程領域，打破傳統學科界限設立跨學科研究中心，學生可自由選擇課程，構建個性化知識體系，并深度參與企業實際項目、政府研究課題。
師資隊伍建設方面，這些高校也很注重多元化與國際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通過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環境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并鼓勵教師與產業界合作。其不少教師擁有產業經歷，能將產業前沿動態引入教學與科研，使人才培養更貼合實際需求。
科研成果轉化層面，國外新型研究型大學建立了高效的轉化機制。比如，英國帝國理工學院設有專門的技術轉移辦公室，負責對接企業與科研團隊，推動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則通過與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開展產學研合作等方式，在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果轉化效益。
國外經驗雖值得借鑒，但不能完全照搬。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需立足本土實際，結合自身國情與產業發展特色，在體制機制、資源整合等方面探索創新，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之路。
《中國科學報》：新型研究型大學辦學成功的關鍵是做好什么？
徐飛：新型研究型大學成功的突出標志是培養出杰出人才、產出一流科研成果、作出卓越的社會貢獻。因此，精準的學科定位、深度的產學研融合、高效的成果轉化、活躍的創業生態、國際化視野至關重要，旨在最終形成“教育—科研—產業”良性循環，同時通過“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
為此，新型研究型大學需要重點做好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在學科布局上，要瞄準國家戰略領域，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醫藥等未來產業方向，打破傳統學科壁壘，促進交叉融合；課程體系則要與行業龍頭企業共同設計，采用“雙導師制”（學術導師+產業導師）等方式，讓學生在真實科研和產業項目中鍛煉能力。
同時，新型研究型大學要更加重視科研成果的高效轉化，建立“需求預測—供給調整—成果孵化”機制，推動實驗室技術向產業應用轉化。在這方面，可以借鑒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等高校的創業孵化模式，提供資金、政策支持，鼓勵師生創業，形成“科研—轉化—產業”閉環，同時吸引全球頂尖科學家和青年學者，優化評價體系，激勵教師既做前沿研究，又參與產業創新。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學還要積極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創新氛圍，設立創新創業基金、競賽和孵化器，支持學生將創意落地。
新型研究型大學應成為“破五唯”先鋒
《中國科學報》：作為新型的大學形態，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如何保證其可持續發展？
徐飛：新型研究型大學一方面依賴全球頂尖人才和外部資源，同時面臨學術自治的難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需在各個方面進行系統優化，既要借助全球資源，又要培育內生動力，最終實現學術卓越與社會貢獻的良性循環。
一是建立“人才引進+本土培養”的雙軌機制。過度依賴外部精英人才可能導致學術傳承斷層。大學應建立“全球引才+本土培養”模式，既吸引國際頂尖學者，又通過博士后計劃、青年科學家扶持項目培養本土學術骨干，形成穩定的人才梯隊。
二是優化治理結構，平衡學術自治與管理效率。大學可采取“學術委員會+產業顧問”的雙軌治理模式：學術委員會負責學科規劃與科研評價，產業顧問委員會對接市場需求，確保學術研究既保持獨立性，又能服務社會。
三是構建多元資金體系，降低單一依賴風險。過度依賴政府或企業資助可能影響學術獨立性。大學需拓展資金來源，包括捐贈基金、技術轉讓收入、校友網絡等，同時可設立風險共擔的校企聯合實驗室，既保障科研經費，又避免產業過度干預學術方向。
四是強化社會服務功能，增強長期影響力。可持續發展不僅依賴科研產出，還需深度參與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社會問題，提升公眾認可度。例如，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通過“社會挑戰導向研究”獲得政府和社會長期支持。
五是培育獨特學術文化，增強凝聚力。在全球化競爭中，大學需塑造獨特的學術價值觀，如“問題驅動研究”“開放協作創新”等，形成文化認同，減少人才流動帶來的波動。
《中國科學報》：排名文化給中國大學帶來了很多焦慮。新型研究型大學在辦學過程中，應怎樣看待排名文化？
徐飛：排名文化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大學對學術質量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視；另一方面，過度追求排名指標導致了大學的功利化傾向，壓縮了多元發展空間。
對此，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堅持“不為排名所困，不為指標所役”的理念。這類大學的核心目標是解決國家戰略需求和“卡脖子”問題，其價值更應體現在原始創新能力、科技成果轉化效能、跨學科協同攻關水平等維度。例如，在評價某項科研成果時，不僅要看其發表的期刊影響因子，更應關注其是否突破了理論瓶頸、是否具備產業應用潛力、是否服務于社會治理創新等。換言之，排名可作為辦學質量的參考，但不能成為辦學方向的“指揮棒”。
在評價標準的革新上，新型研究型大學應成為“破五唯”的先鋒。傳統評價體系中“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固化模式，容易催生學術泡沫和人才發展的同質化。
在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可探索以下路徑：一是建立“目標導向型”評價機制，根據不同學科特點制定差異化標準，對致力于原始創新的團隊設置“長周期考核”，容忍探索性研究的失敗；二是強化“貢獻度”導向，將技術專利轉化收益、解決行業共性問題的成效、服務國家政策的智庫成果等納入評價體系，打破“論文至上”的單一邏輯；三是推行“同行學術共同體”評價，通過跨學科專家團隊的質性評估，識別真正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四是試點“代表作制度”，鼓勵學者以3~5項最具影響力的成果，包括論文、專利、咨詢報告、藝術創作等參與評價，弱化數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破五唯”并非否定學術標準，而是重構更科學的學術價值坐標系。新型研究型大學需以評價改革為支點，撬動人才培養、科研范式和治理模式的系統性變革，讓大學真正成為思想碰撞、創新涌流的生態系統，而非指標堆砌的“學術工廠”。這既是高等教育本質的回歸，也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中國路徑探索。（本報記者 溫才妃）
《中國科學報》(2025-06-03第3版大學觀察)